“只要留心,就能听到历史和命运的摔门声”

摘要: 《未知大学》这套诗集让太多人等了太久。

11-09 21:56 首页 北青艺评

波拉尼奥

《未知大学》这套诗集让太多人等了太久。如果你是波拉尼奥的读者,就一定或多或少地知道,按时间来算,波拉尼奥的主要创作生涯,是以诗人的身份度过的,但这么多年,像我这样外语不好的读者都只能看他的小说。而波拉尼奥只是在最后十年,为了家计,他才开始疯狂地写小说。


《未知大学》

作者:  [智利] 罗贝托·波拉尼奥 
出版社: 上海人民出版社
出品方: 世纪文景
译者:  范晔 / 杨玲 
出版年: 2017-8


我想,他也没有太多能够挣钱的门道了。在《安特卫普》的导言《彻底的无政府主义》中,波拉尼奥说,自己曾经想过一个赚钱的点子(有诈骗性质,就像当年杜尚没钱的时候,还设计过一套期券,当然,结果一定是,没挣到钱),最后却发现它比“在一家砖厂干活还要糟糕”。前段时间,我拿到四川诗人税剑的诗集《伽马刀集》,想起他一直在浙江的工地上干活。这是一种正常现象,我也觉得,一个诗人最好的状态就是,尽量不要干和码字有关系的工作,干体力活儿是最好的。有一段时间,不断被催稿的记者生活让我受不了,就托秦失在内蒙古找了一个到矿上挖煤的活儿,但临行前,我又怂了,我不知道怎么处理自己的上千本书,在北京挣的绝大部分钱,都变成了书,不舍得去卖废纸。



波拉尼奥与兰波


我们继续从这套书的序言、后记、说明谈起。

《未知大学》的作者附言写于1992年,这个时间节点很重要。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,就是在这一年,波拉尼奥开始系统整理自己的诗作,就像在整理遗物。因为,也是在这一年,波拉尼奥得知自己肝病恶化,自忖不久于人世。他又活了十年,只是换了个活法。1992年之后,他几乎没有再写诗,自此以后,他就是小说家波拉尼奥了。其实,严格来说,他从一个诗人,变成了一个男人,他要去做丈夫,做父亲。布考斯基说:“做个诗人很容易,做个男人却太难了。”这时的波拉尼奥,在相当程度上,类似1873年被魏尔伦枪击后的兰波,1873年以后,兰波放弃了写作。两个人都主动与诗歌、疯狂做了切割。

当然,这种类比容易把他们各自的情形简单化,但仍有必要做进一步的类比。波拉尼奥至少在一段时期内是兰波的狂热崇拜者,他崇拜的未必是兰波的诗歌,而是兰波的人生。他们的共性绝不仅仅是疯狂——可能“作”这个字更合适一些。兰波参加过“巴黎公社”的活动,而波拉尼奥则在智利保卫革命。这并不意味着两个人有着相同的政治倾向,但一定有着同样的青春躁动。很多人的青春期都充满着对革命的浪漫想象,世界应该在他们身上被改变,也值得、并可能被改变。

然而,事实上,这些当时才十几岁的青年,很难说有着成熟的政治观念,如果有,也大多是一种“无政府主义”激情。


波拉尼奥与帕拉




但我们知道

我们的事情都

有限(欢乐,

没错,狂野,

但有限)

革命叫亚特兰蒂斯

狂野而无限

但毫无用处

那么,走吧,拉丁美洲人

去寻找迷失诗人

的歧路脚步

在静止的泥潭

让我们迷失在虚无

或虚无的玫瑰中

那里只能听见帕拉

的脚步声

以及世世代代的梦

被牺牲在轮下

从未被记载

这是《帕拉的脚步》的最后十几行,其中有波拉尼奥写作中的大部分核心密码。帕拉是波拉尼奥崇敬的南美诗人,所以他反复地提及帕拉。也许,帕拉对波拉尼奥表示过赞赏,但原因不是那么简单。帕拉提倡“反诗”,这与波拉尼奥的气质是合拍的,也可以说,波拉尼奥直接追随了“帕拉的脚步”——平实、自然,但绝不缺乏激情和超越性。但波拉尼奥为什么会追随帕拉?却不是个仅仅局限于文学内部的问题。

对于波拉尼奥等人而言,帕拉是个导师式的人物,但不仅仅是诗学的导师。容许我做一个小小的猜测,帕拉的作品和经历也许也是波拉尼奥的政治启蒙。我们有必要了解帕拉的一段往事,这段往事也关系到中国与拉丁美洲的文学因缘。1959年,帕拉来了中国,来参加庆祝世界和平运动十周年的庆祝活动。当时受邀的拉丁美洲文学界的人不止帕拉一人,我无法列出这个名单,但就我所知,还有海地作家雅克·阿列克西。当时中国还组织翻译了一批拉丁美洲文学作品,题材上很多是反帝国主义的,其中就有库尼亚充满史诗气概的杰作《腹地》。

帕拉的写作当中,对“本土性”的要求是很强烈的,他的先锋性的一个重要面相就是对“本土”的强调。所谓“反诗”,主要反的还是拉美诗歌从“第一世界”诗歌中继承来的繁文缛节。文学从来都不是“自律”的,文学,尤其是伟大的文学,必然明确而主动地回应着政治、社会、风俗、传统和历史命运。所以,“反诗”不是个单纯的修辞问题,就像波拉尼奥对帕拉的追随不是个单纯的文学问题。从帕拉那里,波拉尼奥不仅继承了诗歌,还有“革命”。

然而,写作《帕拉的脚步》时的波拉尼奥,已经身处“后革命时代”。亚特兰蒂斯是传说中上一世代的人类伟大城市,但建成它的人已经被毁灭,连遗迹也没有留下,因此,无可稽考,不属于我们现在的人类,也无可稽考,永远地失去了。在《赫罗纳秋天散文》中,“亚特兰蒂斯”也曾数次出现。在这批文体古怪的文本中,波拉尼奥的“亚特兰蒂斯”含义是多重的,它既代表某种已经失落的东西、又代表令人向往的另一世界,既存在于过去,也存在于未来,也可能是与我们的生活世界并行的另一世界,就藏在人们最深层的梦境之中,在出生时就携带着的记忆当中。总之,波拉尼奥虽未解释过他的“亚特兰蒂斯”,但在行文之中,这个词总是给人一种柏拉图主义、荣格式精神分析与科幻小说的混合气息。在将各系统的知识转化为文学材料,甚至直接用其制造一种精神氛围方面,波拉尼奥给了我们太多启示。这一点,是有待深入讨论的。



世界静止了一切变糟了




下面谈,“静止的泥潭”。波拉尼奥小说中有一个重要的主题——世界的衰老。当然,“衰老”是个比喻。这意味着,世界不愿再面对新的可能性,不再等待弥赛亚。然而,它仍然愿意等待末日的毁灭。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轮流执政,而左翼运动全面失势的30年,正是波拉尼奥写作生命最重要的30年。在这30年中,“一切都变老了。这并不是一个新近才有的现象。从很早以前开始,一切就变糟了。”(《安特卫普·房子的正面》)

这样一个世界一直在等待更新,然而,只有等待,“召唤”似乎被禁止了。齐泽克在《欢迎来到实在界这个大荒漠》的中文版序言中说:“令人感到悲哀的是,在这个社会里,对体制的反抗是无法借助于切实可行的选择来表达的,至少是无法借助于意味深长的乌托邦方案来表达的。”这让人们在面对世界时彻底失去了想象力,甚至想象的勇气,去希望、去向往的勇气,甚至失去了“认知图绘”。

世界静止了。而且,这种静止被接受了。而人们只能选择自我迷失,迷失在无救赎,也无救赎愿望的“虚无”和“虚无的玫瑰”当中。大家可以关注《浪漫主义狗》中的《看望病人》,这是一首出色的诗。其中有几节,我摘录如下:

那是1976年虽然所有的门都仿佛敞开,

其实,只要我们留心听,就能听见

一扇扇门在关闭。

……

只要留心听就能听见历史或命运的摔门声

这些句子让我不寒而栗。历史的终结多么俗套,但命运的终结呢?但是,命运感开始了。

把波拉尼奥看成一个过着非主流扯淡生活、写着奇怪诗句的诗人是轻松的,不是吗?多具有消遣意味啊。而一旦,我们在他的文字上面多停留一会,在自失的凝视中看见了波拉尼奥,他也正在望向我们,你就会感到那份沉重和厌倦。我们不是还在承受着他并不喜欢的那个世界吗?我想到《巴顿将军》里的一句台词:“世界长大了,真可惜!”

“世界单调狭小/今天、昨天、明天/总是让我们看见自己的形象/恐怖的绿洲在无聊的沙漠间!”《2666》引用了其中的最后一句,这是波德莱尔的名篇,《远行》。

在一个“单调狭小”的世界上,“远行”又有什么意义呢?路上的人已经深知,不再有可能的处女地,也没有奇异和陌生,而只是反复地遭遇“自己的形象”。在波拉尼奥的小说和诗歌中,充斥着公路题材,且几乎无一例外地指向“自我放逐”。

在诗集《三》中,有一篇《新智利人》。这首诗也可以看作一篇公路小说,几个年轻人组了个名为“神秘潘乔与新智利人”(乐队名字曾几经更换)的乐队,在拉丁美洲漫游。这群“新人”(波拉尼奥一直在写“新人”在“老朽”的世界上的不适感),穿过“拉丁美洲处女地”,“幽灵与鬼魂的腹地。我们的家,坐落在不可能罪行的几何中”。

“处女地”是一个反讽,真正让他惦记的是这样一个问题:“那些纽约的性爱花样儿,是怎么传播到这些穷乡僻壤?”“怎么可能存在这么多罪恶,在这么崭新,又这么微小的国家?”“崭新”不能豁免于“罪恶”,“新”是无效的,不可能的。“在某种程度上旅行已结束,就在我们开始的时候”,甚至是太阳,也“好像沙子或石灰,被巧妙地丢向静止的空气”。

“新智利人”面对的历史气候就是这样。这首诗的结尾,波拉尼奥这样写道:“没有一个新智利人,超过二十二岁。”为什么是二十二岁?大家一定记得马雅可夫斯基《穿破裤子的云》中一节著名的诗:

我的灵魂中没有一茎白发,

它里面也没有老人的温情和憔悴!

我以喉咙的力量撼动了世界,

我们来了——高大而英俊,

二十二岁。

二十多岁的马雅可夫斯基可谓踌躇满志,是一个有着明确方向感的青年诗人。而这对“新智利人”来说,已经是天方夜谭,他们的命运是:

那时候我们知道

新智利人

将永远

被偶然

左右

和马雅可夫斯基的互文,加强了“新智利人”的绝望。乐队主唱的名字叫“潘乔·菲力”,这个人的形象让人想起墨西哥农民运动领袖潘乔·比利亚(我们总能在波拉尼奥的作品中发现一些难以确定的指涉,这需要专业人士去搞定,我只能停留在猜测层面)。在诗中,这个人惯说胡话和梦话,“所有时间同时存在”,这种貌似的深刻、貌似的辩证逻辑,也是政治神棍的一贯话语套路。当然,也不排除波拉尼奥奚落艾略特《四个四重奏》的可能性。波拉尼奥的政治关切总是需要强调,因为它们太容易被归档在“流浪”、“吸毒”、“同性恋”这一类的主题之下。在这首诗中,波拉尼奥既写到了纳粹,也写到了秘鲁的极左武装“光辉道路”,还有意大利极右组织“新秩序”。

这些政治关切最终并不指向政治,而是指向世界的疯狂和不可理喻,指向“帕斯卡的恐惧”,存在的恐惧。翻开《安特卫普》和《三》,你就会知道波拉尼奥对帕斯卡多着迷。“我惶恐,我为自己在这里而非那里而惊诧,也没有任何理由是现在而非其他时间,”这是波拉尼奥在《安特卫普》中引用的。

波拉尼奥的阅读量大得惊人,他也乐于埋伏下各种文本关系;而他所染指的题材之多样,处理材料的能力,也让他的写作有了一定程度的百科全书面貌。而最让我震惊的,还是他对所处世界的独特感知,他反复为人们呈现的疲惫、悲凉和恐惧,像“我们的时代,我们的视角/我们的恐怖模型”。有时,我也受不了他过分的文本化,但还是禁不住喜欢他,像喜欢一个不快乐的好兄弟。

文| 昆鸟  本文刊载于20170915《北京青年报》B8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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